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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看见,之前看你们很感兴趣的样子xd,今天不放语录摘抄,放半章正文。
人类与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。从四月五号开始,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,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,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。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,天井就在这里。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,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,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,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,能不能播。但我不管那么多,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,我必须知道。
到那个时候,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“”。
采访中,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,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病人,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,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。
九年后,再看二三年对他的采访,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,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现在我理解了,那是沉痛。
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。我说:“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,只要描述你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的,就可以了。”
在电话里,他沉默了一下说:“回忆太痛苦了。”
“是,”我说,“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,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。”
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,他俯下身,打开链子锁,推开门,在右手墙上按一下,灯管怔一下,亮了。惨白的光,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,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:四月十七日,周四四月十七日,周四……
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,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,椅子翻倒在地,四脚朝天,那是逃命的撤退。
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。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,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,加个盖,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,成了输液室,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。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,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。白天也完全靠灯光,没有通风,没有窗,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,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。
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,像小山一样,已经发黄发脆。我犹豫了一秒钟。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,说:“我来吧。”病例被翻开,上面写的都是“肺炎”。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,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,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:肺炎、肺炎、肺炎……
“实际上都是sars。”他说。
病人不知道。
“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?”
“没有办法,都在这儿沤着。”
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,我会问他“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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