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问题，由此可见，此时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，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，即便是钟炎光、邝继成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，也难免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。
最典型的就是资历很深，曾经担任叶西平独立团营长的北伐英雄，红四军师长许继慎，他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，乃是英雄本色。
另外鄂豫皖红军的某些部队是收编民团、土匪和帮会等发展起来的，成分极其复杂，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，纪律更难完善，甚至被认为是土匪。
这种混乱的局面，是鄂豫皖分局的同志绝不能容忍的，再加上鄂豫皖地区处在南京和武汉之间，属于敌人的统治核心区，形势错综复杂，非常险恶，党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风气，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，所以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发生了。
张特立等同志进入鄂豫皖之后，一开始只是批评教育，希望红四军的同志服从领导，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，党没办法领导已经成型的红军。
在七八月间，为了支援中央苏区，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，张特立下令红四军主力向南发展，然后转而向东，进攻安庆，威吓南京，而且还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。
但是红四军主力一头向南，根本没有执行向东发展的决定，他们也知道违反了军令，竟然直接给中央写信，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。
正好这段时间张特立病重，差点死掉了，代理主持苏区工作的李清扬同志对此异常愤怒，写信指责红四军，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；在回信中竟然激烈批评了鄂豫皖分局的领导工作，甚至说出了“进攻安庆，威胁南京，是这样轻率、不加准备而可发出的军令吗？”
并且指责中央分局的领导是夸大狂。
更夸张的是，钟炎光同志竟然在鸡鸣河召开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，通过了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，而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给皖西的地方党员和非但组织。
眼看着红四军已经失控，中央分局被迫让蔡永浩同志接任红四军政委，撤销了钟炎光、邝继成政委和军长的职务，并迅速把红四军拉回到苏区。
就这样因为这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，在1931年11月，东北抗日硝烟不断的同时，鄂豫皖发生了白雀园事件，具体多少人被害，谁也搞不清楚，最为惨烈的就是许继慎，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……
血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，总是难免扩大化，尤其是一大批中下级干部，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，或者由于思想偏狭，或者为了整顿纪律，变得非常热衷于这种事。
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，作风简单粗暴，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，在狂热中失控滥杀一气，因而给夏国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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